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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取自:蘇恩佩紀念網誌 - soyanpui.wordpress.com

四十多年前某天,美國某個寧靜優美的大學校園裡,兩位華人基督徒留學生談到畢業後的去向,互相之間非常不以為然。感情要好的兩姊妹,此刻針鋒相對 …

納莉對司徒苑的想法很是困惑,問道:難道一個亞洲的基督徒,不回去亞洲工作,是不對的嗎?

司徒苑痛苦的盯著納莉,說:但是,當你看到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,尤其來自亞洲的,都集中在美國,而亞洲卻一片貧乏荒涼的景象,你能夠無動於衷嗎?

這是蘇恩佩所著小說《仄徑》裡的片段。《仄徑》或許帶有相當的自傳成份,司徒苑決定告別所愛,告別美國小鎮的寧靜安舒,回到家鄉服侍被遺忘的人群;蘇恩佩也回到亞洲 —— 先是經濟尚未起飛的台灣,然後是社會充滿暗湧的新加坡,最後是她出生長大的香港,在三地從事(更正確來說是開創)跟青年人有關的文字與文化工作,直至1982年復活節離世。

《仄徑》裡司徒苑這幾句簡單的話,曾經搖撼過不知多少寄居異國的基督徒學子的心靈,決志回歸鄉土懷抱。蘇恩佩帶著患癌的軟弱身軀,仍展現過人的生命力,同樣感召過無數自感脆弱不全的年輕生命,為上主的國度而燃燒。

恩佩前輩做過的事不算很多,說話更不多,卻以緩慢而優雅的動作,微小的聲音,做了、說了一些當年足以震撼華人教會甚至普世基督教的事情,直到今天,恐怕我們還沒真正接過她三十多年前拋出來的波。

直視社會,面向文化

四十年前,恩佩前輩健康崩潰回港養病,卻跟一片急劇都市化、傳統人倫和價值迅速瓦解的地方碰撞,凝視著正在尋索自我身份而無所適從的年輕一代,於是向上主慨嘆: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?

有人按字面閱讀,以為那是站在道德高地發出的救世者之言,殊不知那其實是一個自感無能為力的絕症病人,不忍見世道崩壞、一代迷失而心焦如焚的哀鳴。一闕現代哀歌,促成了《突破》雜誌和後來發展成的『突破』運動誕生。

雜誌講香港,講鄉土,講青年人的文化和生活,卻幾乎沒有叫人信耶穌。青年學生愛讀,傳媒為之側目,唯獨教會群體渾身不舒服,拋出十萬個為什麼:動用這麼多人力物力,出版了如此精美的刊物,怎麼不把握機會傳福音?類似的疑問,連參與《突破》事工的團隊中間都有。

結果蘇恩佩煞有介事的在基督教報刊撰文,解說他們的事工理念,令『福音預工』的概念首次正式進入華人教會的詞彙裡。『福音預工』(pre-evangelism) 本由伊利諾州惠頓大學(Wheaton College, Illinois) 傳播學教授James F. Engel所提倡,建基於其市場營銷和消費者行為的研究,提出一套『屬靈決志模式』 (spiritual decision-making model),以解釋傳教和決志的宗教行為,認為人接受基督並非一次過的事件,而是個漫長過程,先要經過很多預備功夫。

幾年之間,『福音預工』頓然成了教會領袖的『關鍵詞』,係咪都要嗡吓;一些不喜歡開口埋口講耶穌的信徒,也發現原來自己所做其他諸般事情,都未必跟傳福音無關,安撫了自己『不傳福音有禍了』的良心不安。

然而,一般人(甚至當年眾多『突破人』)所想當然的『福音預工』,甚或Engel所講的一套市場銷售式傳教,跟蘇恩佩心目中的,恐怕並不一樣。

蘇恩佩是位真正而且別具一格的基督徒文化工作者。她關心的,是文化、是土壤、是氣候,而非只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流涙撒種,把一個個『個人』推到信主的邊緣,待教會歡呼收割。

這幾十年來,香港本地和普世華人教會的主流,不是沒有談文化,卻是得把口,唔埋身(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),關心的是聚會人數、奉獻數目、擴堂;基督教傳播機構也玩同樣的遊戲,不斷強化堂會的『跑數』、『擴張』心態。文化在教會裡沒有市場,即是不會有教會支持,不能令人包場和緊急奉獻的,不碰也罷。

一代接一代的文化盲(cultural illiterate)由此而生,基督教傳媒工作也不斷助長這種文化盲。於是,我們有愈來愈突出的堂會文化,愈來愈蓬勃的媒體工作,卻沒有真正進入文化之中的文化工作。

背景保守,取向前沿

蘇恩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香港長大,跟那時絕大部份本地華人基督徒一樣,承襲著甚為保守的信仰背景。只是她自小即流露對基層、貧窮人、弱勢群體的特別擁抱,對教會只管靠攏上層社會頗為厭惡。

那個年代,連最前衛的神學界都尚未『重新發現』上帝對弱者的特殊眷顧,恩佩前輩已經刻意選擇到荃灣教小學 —— 1957年的荃灣,是個位處邊陲的荒蕪鄉鎮,她說自己是『學習愛護一群貧窮和被人忽視的孩子,了解他們,幫助他們。而我自己也透過給予來享受生命的豐盛。』

1963年,蘇恩佩到美國讀書,選校抉擇也反映出他的保守背景。她一開始入讀神學立場非常保守的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(Moody Bible Institute),一年後就轉到位於芝加哥近郊、溫和福音信仰的惠頓大學讀文學。從當時『只管天上的事』的慕迪,轉到會談文化、講神學、論世情的惠頓,轉校其實標誌著學術和信仰視野的轉移。

六十年代的美國,是飽經越戰洗禮的時代,是嬉皮士反建制精神探索自我的時代;在宗教和神學上,是『神死神學』(God-is-Dead Theology)興起的時代,也是正視社會實況、擁抱神學學術的新福音信仰(New Evangelicalism)開始萌芽的時代。蘇恩佩適逢其會,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大學校園,涉獵了好些宗師級的二十世紀神學家著作,包括當時絕大部份華人信徒甚至不少神學生都未聽過的、連公認中文譯名都未有的Dietrich Bonhoeffer(潘霍華,蘇恩佩稱為 邦可法)和當時仍然在世的Paul Tillich(田立克)。

後來,蘇恩佩在台灣《校園》雜誌工作的時候,寫了一系列的文章,向中文讀者簡介這些現代神學家的思想,之後再把文章重新整理加工,結集成《基督教神學思想簡介》(台北:校園,1971),是七八十年代眾多華人基督徒大學生的神學入門南針,在思潮洶湧的校園裡,讓學子知所定位。

八十年代伊始,恩佩前輩又把Richard Foster那套跟華人教會傳統大相徑庭的屬靈操練、和法國哲學兼社會學兼神學家Jacques Ellul的思想推介來香港。那時突破出版社一眾編輯同工,人手一冊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(1967),由她帶領每週分組閱讀,有如小組查經。他們可能是華人信徒之中最早有規模地閱讀Ellul的人。

因著華人教會主流的信仰傳統,不少信徒都在極保守的教會背景下成長,卻少有像蘇恩佩那樣,放開胸懷,涉獵各方不同的信仰思潮,開拓視野,天天在上主面前戰戰兢兢的檢視自己所立之地,反而長年龜縮於一套經不起考驗的『背金句』信仰,抱著兒時主日學和青少年團契所學走天涯。若是教會領導人,攬著如此的信仰氣質和視野,真箇殆害眾生。

正視桎梏,衝擊霸權

恩佩前輩離開世界之前那一年之內,在《突破》雜誌親自策動了兩個重量級的專題:『簡樸生活』和『婦女解放』。

提倡『簡樸生活』,實質上是對當時這個經濟瘋狂發展的城市提出異議,以温柔的語言,卑微的實踐,衝著當時日漸茁壯的年青中產階級之中某個圈子所鼓吹的『逍遥放任的充裕生活』。當年『簡樸生活』在香港也曾引起過社會點點迴響,只是大眾着眼於經濟發展、物質享受,全民做著金融中心的千秋大夢,全面擁抱資本主義社會那種消費、丢棄、再消費的金科玉律,面對『簡樸生活』這枝當頭的小棒,口講一會,噢真有意思,便敬而遠之。

及至蘇恩佩離世,『簡樸生活』失去了一個德高望重的embodiment和全力推進的箭頭,其他同代的突破人,也没有多少位掌握到『簡樸』的深遠含義。不消多久,這股走在時代前端的先知呼聲,就漸漸化作飛灰了。

社會價值單一化,消費主義對人的制宰奴役,令蘇恩佩深感不安;女性在社會和教會裡遭遇到的轄制和踐踏,更叫她憤怒。前輩的最後遺作是『婦女解放』,擺明車馬衝著封閉保守的華人基督教群體而來,火力之猛烈,不在歷史現場裡閱讀根本難以領略,不過引起的暗湧明湧也不難想像,總之是耶穌出生那樣,搞到『全城的人也都不安』,連『突破』團隊裡面某些男同工也都不安。

可幸前輩在這個專題推出之後不久就安息了,不用面對隨之而來的壓力;但也不幸她這麼早去,女性運動失去了一個非常獨特的、溫婉而堅毅的旗手。

血肉之軀,不是神話

恩佩前輩就是這樣,生命的最後一段路程,還是看準咱們社會和教會最痛之處,直插下去。語態溫婉,聲音微小,但是靜心細聽,或者像她一樣以敏銳心靈感受一下整個處境,就會領略到先知的火滾。

可別忘記,蘇恩佩只不過是個平凡的血肉之軀,跟我們性情一樣。只是我們都行動太快了,都說話太大聲了,想做成的事情太多了,自己的感受也太重要了,也就看不見眼前那明顯的,或者選擇不去理會那明顯的,就如社會的荒謬,教會的怪誕,還有上帝期望的公義憐憫。

—— 刊於 《時代論壇》1284期(2012年4月8日) – 該版本經編輯作過極少量字眼修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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